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余岁才刚刚放寒假，他和姑妈余瑛一起生活，已经在北京住了十四年了。
他们住在偏远的郊区，一室一厅，唯一的好处是在一楼还有个小院子。余瑛是妇产科的医生，后来失了业就在一楼开了小诊所，主要平时看看感冒发烧，头疼脑热，偶尔帮未成年少女打打胎之类的。
当然这都是疫情之前的事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新冠肺炎没有压倒亿万中华人民，没有压倒武汉，却偏偏成为了压死余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余岁跟他姑妈关系并不好，那个客厅是余瑛的诊所，唯一的房间属于余岁。
最开始隔离在家的时候，街道一天来查一次体温，一开始街道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个量体温查，后来变成了居民自查他们填写。
没办法出门买菜，每周有工作人员送上门，50块钱一袋菜，不能挑也不能买一半，余瑛并不富裕，基本上将近两周才买一次，家里的米很快见了底。房东半夜打电话来要房租，家里的人得了新冠，急需用钱看病。余瑛没办法，补上了拖了半年的房租。
正当余瑛为了钱而愁眉不展的时候，有个女孩半夜敲响了她家的门。
3000块，打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余瑛量了她的体温，很正常，于是大着胆子做了。
那女孩在她家那张蓝色的护理床上躺了一天，带着血迹离开了余瑛家。
电视里每天都在增加着感染人数，所有人都很焦虑，疯狂的刷新着消息。
最开始余岁也很正常，偶尔焦急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呆在自己屋子里，看书做题，唯一的电视也在他的房间。
没过多久，余岁突然被余瑛从房间里拖出，余瑛带着一个小电锅和微少的粮食进了余岁的房间，并且把自己反锁，不允许余岁进来。
余岁只好在客厅住下，他丝毫没有过问余瑛的死活。
街道的人再次敲响了他家的门，换了个女生，语气很不耐烦。
余岁报了体温那女生就走了，没有人看一眼余瑛。
余岁把厨房能吃的都吃完了，他开始砸门问余瑛要钱，余瑛没有回他。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余岁盯着客厅的钟，越来越烦躁。他像个孤魂野鬼飘在客厅里，看着那些医用仪器。没有人跟他说话，接受不到任何消息，就算走出去，院子里也一个人都没有。
他开始翻东西，在客厅的所有角落找着钱。
终于，余岁找到了那三千块钱。
而那时隔离已经到了尾声，四月初，这座城市缓缓启动。
余岁逃了出去，街上人很少，所有人带着口罩，他冲进超市买了泡面，蹲在小超市门口疯狂吃着。
等到他回到家，街道的人砸开了他的房间，余瑛的尸体横在他的床上，压着他的满分数学试卷。
其实余岁根本不知道余瑛是不是感染的新冠，或许她真的感染了，来自那个打胎的女生的鲜血，或许她根本没病，她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，自己吓死了自己。
但是都不重要，余岁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。
余岁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，还有两千九百九十五，离开了那里。
他没有回学校上学，找了个饭馆打工，睡在饭馆二楼的小阁楼。他的焦虑症，终于在一天夜里发作了。他跪在地上，浑身都是汗，一瞬间，余岁以为余瑛要来找他索命了。
白天他在饭馆吃了一碗又一碗的饭，晚上又抖的浑身难受，最终余岁还是去参加了高考。
余岁略过了很多细节，大致跟今朝说了下：“……我姑妈得了新冠去世了，然后我就一直一个人生活。”
“你父母呢？”今朝搂紧了余岁，试图给他传递一点力量。
“不知道，像我这种身体，估计从小就不要我了，我姑妈从来没提起过他们。”余岁的声音倒是很平静，仿佛是在说另一个人的经历。
“哥哥，我没有家了。”余岁靠在今朝肩膀上，歪着头叹息着。
“岁岁，哥哥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今朝心软的一塌糊涂，“岁岁你户口本还在吗？回到北京，哥哥把你的户口上在我们家好不好？”
余岁轻轻笑了下，点了点头。